当官酷虐 罪业无边

请看文句：“未尝虐民酷吏”，看这句，这是第二句了，紧接着“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这个文句下来。这里涉及到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了。文昌帝君十七世都是做官的，他是怎么做官有什么样的行为准则那么这十七世的时代背景、政治权力结构，我们常常讲是封建制度，对这个概念我们要探讨一下。我们可能一提到封建，好像就是不好的东西，实际上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来看，封建制度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什么叫封建“封”是封地的意思；“建”是建立藩屏来保护中央的天子。一般这个夏、商、周——周代以来，比如周武王，他一定会分封他的儿子，还有建立大功的这个大臣、功臣，就分封到地方让他做王，这就是诸侯，建立一个一个诸侯国。各个诸侯国都是奉天子为它的权力精神核心的，所以每三年都要来述职的——述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权威是在天子，然而它的政权形式是高度分权的：每个诸侯国是权力很大的，就是基本上属于自治的状态。那么这些封下去的这些诸侯国君，他是高度负责任的，然后诸侯国君他也有他的一个权力的这种形式。所以这种权力结构你不能孤立说它不好，你看周朝却以这种权力结构建立了800年的这样的稳定的社会，而且真是国泰民安。

所以这样的一个封建的制度，它是集权的，但它就更需要这个官员——上至天子下至这个诸侯国君，还有大夫这些官员，都要有高度的道德感的。而且它为了防止一种权力的腐败，这天子旁边也有谏官的。从小他就培养在一种非常良好的教育——圣贤的教育中，他真的有个仁爱之心的。他有从小具备的仁爱之心，道德感非常强，又有一套制度上的一些约束，所以这些权力的使用，大概不会出大问题。所以一个比较集权的社会是需要官员高道德素质。

那随着以后时代越来越变迁，个人——官员个人道德素质上不了那个层次的话，他的道德不行，自我约束机制不行，只能靠外在的约束。外在约束就要讲分权了，或者三权分立呀，或者制衡的力量啊，这就是转化为民主的制度了。所以这个集权的制度还是民主的制度，抽象地说它哪一种好和坏，都很难判断。但是对于个人的——官员个人的这种道德素质上不去、建立不起来的情况，民主制度是非常有必要。

那么文昌帝君在这样的一个政权结构当中，他一直“未尝”，就是没有过这样的对民众的虐待、对他下属的苛暴。所以从这句到“上格苍穹”，这都是文昌帝君自己阐释在十七世以来他积功累德的道德行为，以这个自己所做到的这种行为，作为下面来垂训后人的一个伏笔。为什么这个古代的古圣先贤教化人，他首先要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自行”，你“有诸己”才能“而后求诸人”。儒家讲“有诸己”，就是你自己做到了，你才能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你就不能去要求别人。这是下面六句，就是“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这六句，就是自己做到了，希望大家做到。那么这句“未尝虐民酷吏”，这是从止恶的层面来说；下面六句是从修善的这个层次说。止恶就是你不要去做，你自己没有做这个恶，你才有资格去指责别人这样的恶。

那么安士居士这样的一段，阐释这句话的微言大意，他有一个发挥：一个官员跟民众的关系、官员上级跟下级的关系怎么处理。民众就是老百姓，常常称官员称为父母——父母官。这个“父母官”是要提醒这个官员：你对待子女是什么态度，你就应该对待老百姓是什么态度。父母对子女都是仁爱之心的，子女的疾苦就是父母的疾苦，子女没有说出来的要求，但父母都能体会到，赶紧跟他去做，全身心在子女身上，这就是父母的爱心。所以要求官员要像对待子女一样对待老百姓。如果你对老百姓没有这样的——像对待子女一样的——一种仁爱心，你去虐待他，去驱使他，这就叫不仁——不仁爱。这个“仁之心”就是中国的政治权力官员的最根本的要求：仁爱之心。儒家的学说讲得很多，无非是围绕着“仁”这个中心点来展开的。实际上佛教它也是讲一个核心点——是慈悲，它换了一个概念。慈悲就是成佛的种子，如果没有慈悲心，你修一切行都会成为魔业——魔的事业。所以官员对老百姓要有仁爱之心，如果虐待老百姓就是不仁。吏——官、吏常常放在一起：官，就是主要的责任人；吏，是帮助他的佐僚，就是他的部下。那么一般的部下对这个官就称为君长，君就是头、首长的意思。这个首长，对下面的部属——下面部属就好像你的四肢——你如果很苛刻地对待，这就叫不义。那么义呀——这个“仁义”两个字，孟子讲这个“仁”是人之心也，仁义道德的仁是作为人的心，这个“义”就是人之路——人应该走的路。“义”也有正义的意思，有公平的意思，有合宜的意思、合适的意思。如果作为一个人，你舍其路而不由——舍去这个“义”的路你不去走，“放其心而不知求”，把这个仁爱心，把它放到外面去了，自己不存这个仁心了，而且丢失了仁心你不去把它找回来，这就叫“哀哉”，就是非常悲哀的事情了。

那么再进一步讨论这个“虐”——“虐民”。虐民呢，它的含义就更深了，不仅仅说是用严刑峻法来威慑老百姓。严刑峻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最主要对老百姓要有仁爱之心的感化。那么不仅指严刑峻法，其中还体现在很具体的几个方面，这里就提出了八点。你看这就是作为官员处理老百姓关系，很容易在失去仁义的情况下所导致的弊政——或者叫暴政。

第一是：或者征取钱粮。因为老百姓种田自古以来都要纳税，古代纳税它是比较轻一点的，叫“什一”，十分里面取一分。有时叫“井田制”，“井”就是周边九块地都是私人的，中间这块是公田。当然以后随着战国时期各个国家要打仗，一打仗就开销很大，这时候苛捐——这个税就越来越重，搞得“苛政猛如虎”哇！“苛政猛如虎”就是征税太重，民不聊生。那官员肯定要征取这样的钱粮之税——钱粮之税呢，如果你催这个征税，你用不正当的手段、非常暴的手段来对付老百姓，人家老百姓实在交不了，你还把人家房子拆了，等等这些，这也叫虐——虐民。

第二个是你私加科目，就是你建立一些名目，抽这个税，抽那个税，抽税的名目繁多。而你收上的税无非是满足公务的需要、国防的需要，那这些需要的钱——你征的东西超过了这样的国家机器的需要，这也是虐民。自古以来一个仁政有个基本的说法，就是藏富于民。如果国库非常丰富，而民众很贫穷，这就是虐民。但往往没有一种权力制衡的，它容易用巧立名目征这个税，征那个税，就使得老百姓手上越来越没有钱，财富越来越少；而这个官员给皇帝进贡就越来越多，而且有盈余。有盈余，除了公费开销之外，自己还得了很多好处，中饱私囊，从中就有很多弊政，就有很多腐化的现象。这就是第二个“虐民”。

第三个“虐民”，就是凶荒之岁不能速报。有丰收之年，也有欠收之年，有天灾人祸，这些也在所难免。一个有仁爱心的人，遇这些凶荒之岁赶紧要把灾情上报，希望上面和周围的人都共同来帮助遭灾的地方共度难关。应该是这样，但是自古以来直到今天都有一些弊政，就是地方官员他不报，或者说不能快速地去报，贻误救灾的大好时机。这个在我们古代权且不说，现代也常常有哇。可能大家记忆犹新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是饿死的人不少啊！有的地方它就是不能速报啊，瞒哪——隐瞒。这也跟当时的这个“大跃进”有关：这个稻谷高产多少多少，报得很高，然后上面又把很多粮食都征收上去了，结果它一旦灾难来了以后，他又主要是保自己的乌纱帽嘛，他又不能把真实的灾情向上报，所以就饿死了很多人啦。那这个官员情况不一样：有的比较诚实的官员，他就不谎报——不谎报产量，所以上面征得也比较少，不会那么多，所以自己、老百姓包括地方的仓库粮食还比较多，这样死的人就比较少——饿死的人比较少；如果谎报得太多，粮仓空了，老百姓又很穷，又不能对付这样的事——自己力量对付不了，那就饿死很多人。那饿死很多，有时候已经到了一种非常让人不能容忍地步：他为了这个所谓的安全，都不让灾民去逃荒，不让人家去讨饭——到外地讨饭，都用民兵把住村口，那整个地就饿死在自己的村庄里面。这是中国灾难史上非常深重的一页，这跟官员的这种情况有关系啊。

但是这里面，我们看我们很多官员，处在地方官位置，饿死这多人，他有不有良心上的这种谴责，有不有感觉到自己有责任，我看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有很多官会认为：“哦，这没有办法啊，我是受上面的指令。”孟子曾经讨论过一个事情。当时他在齐国做上卿的时候，他就到一个地方——当时齐国也有凶荒之年，他到地方去调查的时候，说有五个地方行政官员，孟子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你饥荒年代老百姓饿死在沟壑之间，这个情况怎么解释”那这个地方官员都说：“这没有办法，这是上面要我怎么做怎么做……”好，其中孟子就说，“好，你是上面委派你做官员的，也就是父母官了。你说你没有责任，那假若人委托了你一群牛羊，你放牧这个牛羊一定要给草吃啊，这个牛羊生病了你得给它治啊，这是应该的。如果说这群牛羊没得吃，病也没得治，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是继续放牧这群牛羊呢还是把这批牛羊交还给那个主人呢”他说：“是啊，如果我放不下去，解决不了问题，那我只能把这个牛羊交还给那个主人了。”“好，那你作为地方官员，你对待老百姓就像牛羊一样，当你保护不了老百姓的时候，上面也让你做你又没有能力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辞职嘛，你可以把老百姓交还给他嘛。但是你又没有交还，又让这些牛羊死了，你能说你没有责任吗”噢，这五个人其中有一个官员听了之后，他承认自己是有责任。因为你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你没有辞职嘛，你还在这个岗位上嘛，你怎么能说你没有责任呢所以这个因果呀，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呀，这是不能去推辞的。这个萨特的“存在主义”讨论责任问题：你只要上了前线，你就要负有战争的责任。上了战场负有责任，那他也说：“我也没有办法，这个上面征兵不去怎么怎么样……”萨特就质问：“你可以不去，因为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你可以做逃兵嘛。”“啊，逃也逃不了。”“逃不了你可以自杀嘛，你又没有做逃兵，你又没有自杀，最后你选择了上战场，你怎么说你没有责任呢”所以我们民族的很多灾难，每个人都参与了，好像每个人都没有责任，到底责任在谁身上所以这里讲的“凶荒不能速报”，这就是你的责任。这第三。

第四就是民间老百姓有穷困的事情，你把它压下来，不让上级知道这桩事情，这就是虐民。真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应该反思一下，很多呀。哎呀，这个发生什么矿难或者什么，他第一赶紧不要让外界知道，赶紧不要让上面知道。现在中国还竟然出了一个事：出了矿难，很多新闻记者去，新闻记者不去做报道，而是去领什么——领“封口费”。这就是民间的疾苦被他压下来了，社会不知道，上级不知道，这就是虐民啦。

第五就是“决狱无听断之明”。这个各种诉讼，原来的官员——县官、什么知府，他们都要去做这种断案的工作。你在这个断案过程当中，你没有把案件听明白，你没有公正地处理，你没有这种明智的这样的一个决断，你太糊涂了，断错了，断错了就会制造冤假错案。冤假错案：不该杀的杀了，不该关了关了，而犯罪者反而逍遥法外。这个官员是有责任的，这就是虐民。

或者第六：在这个原告、被告当中，你把这个事情牵连得太广了，有株连之累。因一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犯罪，你使人家整个家族都被牵连了。这个累及无辜，这就是虐民。

第七就是：或者因一件小事，在你手上没有处理好，变成了一件大事。实际上官员要善于把大事化为小事，你小事都恶化到了大事，这是说明你没有从政、执政的能力。

第八就是：或者限今天要完成的政务，他拖到明天或者多少天。

这几种就在文昌帝君看来，这都是虐民——弊政。

谈这个“酷”——严酷，不一定要恣情地去鞭打。你对于下属，这里提出六点。对于下属，或者由于他一点小过失，你竟然把他上纲上线，要诛杀他，这就有点过了，这就是酷。或者由于他的一个误失而谴责，就是无心之过而谴责。因为下属在做事的时候，他这个犯点小过失也在所难免，一定要有容人之过的心，他不是有意的，就得要原谅。

第三，或者随着自己的喜怒好恶来役使下面的人，役使下面的人而且不考虑对方的感受：“役使不均”。这个原来我接触些公务员，特别这些当秘书的。我实在觉得那些当官员秘书的人太苦了，基本上没有自由，逢年过节都不能回家——如影随形。这官员觉得啊：你应该这个样子。但你考虑他也有家庭生活，他也有正常生活，你怎么全都把他的业余生活给他剥夺了呢这都感觉到不好。这就是怎么对待部属，怎么你有种恕道：设身处地为你的这个下级想一想，他也是个正常的人。

或者听到那些谄媚之词啊，就对于下属有的厚一点，有的薄一点，“唯我”——以自己的看法为核心。实际上下属的很多功过得失，你要多听听大家的看法，兼听则明，你不能老是自己看着。因为特别是在这个上级呀，一个下属因为你有权力嘛，下属跟着你肯定都是讲好的。你有什么爱好，都是挑你爱听的去讲，表现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在你的视野之外，他的表现怎么样你如果不去多了解，你是不知道的。那用人要用正人君子啊，要用到一个好人，你这个政治才能够顺利；用到一个小人上去了，那就麻烦了。

第五呢，就是出门，或者考察工作出远门，很多人前呼后拥，这也是不可以的。现在很多地方就怕上级过来呀：太麻烦了，一来来多少人，搞接待，搞这个很麻烦啦！就是那些抢险救灾的地方实际上他们——可能上边不知道——他们都怕上边去人，一去人，手下工作都要停下来，然后排得整齐迎接领导，自己应该干的事情都放下来了。这叫扰民哪！有些官员认为这很有面子，很有排场：他应该来迎接我，都要放下什么东西。实际上你这样不行啦。

第六就是驱使部下做种种的事情，但是他不考察人家的饥寒困苦。

这个凡此种种在文昌帝君看来都叫酷，不仁义、不厚道——这种人。这个权力呀——领导最终要靠德行了，要人家心悦诚服，才能去跟着他走的；你这样酷的话会离心离德。最后他也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当你有官位的时候你有权，大家这些人没办法，捧着你，你一下来谁也不理你呀。一个人——有道德的领导他下来，人家都能够上门的话，这是他积的德。如果没有积德，一下来，谁也不会理他，甚至都有些官员离任的时候，这个老百姓都放鞭炮啊。到了老百姓放鞭炮要你离开的话——高高兴兴的，那这个东西都麻烦了：不得人心啦！所以我们看到做官：如果你做了一任官——在这里，你不得人心，实际上也没有意思呀。

那你怎么得人心就是要以老百姓的疾苦为疾苦哇。特别是做高官的人一定要一种无我的智慧——他权力很大，官位很高。你绝对不能考虑自我呀，你一定要全身心考虑老百姓哪，要有一种担当的精神哪，要有一种大爱呀——大慈悲心、大仁爱心，这样去真正做出这个利于老百姓的事。做官叫“公门好修行”，因为他有权力，他出一个善政，就能利益多少老百姓；但是公门造业也很厉害呀，他如果权力是为自己服务，进行权力寻租，搞那种贪污腐败，那老百姓也会遭殃啊，他造的业也非常重。

纪晓岚写那个《阅微草堂笔记》,它很有意思。就是讲到有一个“走无常”的人，也就是常常到阴间做差事的人，他发现在阴间里面，原来到地狱里面的有很多都是官员，特别是那个官员旁边的人，就是或者常随——常随就是他的秘书哇，或者家属哇什么，就是没有官位但是跟官员有关系的人，他利用这个官员的这些权势，来谋了很多利，这种人下地狱的比例很高。他有个侄子在县衙门干公事，叫他赶快改行了：“你不要再干了。”纪晓岚的笔记里面他有这么一段，但为什么就是你得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公门是好修行的，是能够利于广大大众的，因为你有权势，但是这权势造业它也造的大，所以它是双刃剑啦。所以自古以来，这个政治哲学——中国传统这种政治结构对这个官员的政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官员都是读四书五经出来的，如果他真的是按照儒家的那套观念去做，好官员的比例会高；如果没有这套儒家文化的教育，又处在一个没有监督机制的这样的权力的空间里面，实际上这个官员风险很大。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文昌帝君十七世以来，他做了很多积功累德的事情，唯有这个“酷”和“虐”两个字他没有沾过边哪。不仅他自己没有沾边，他自己还在匡正这样的酷、虐呀。

下面就有一个公案，叫做“酷虐改行”：本来是酷虐的这样的官员，最后改变了自己的行为。这文昌帝君说，当时四川内江县，那时候叫牛鞞邑，有一个县令叫公孙武仲，他治理这个县啦，还是很廉洁，律己廉洁但是对待人对待下属不宽恕，不仁恕。这个官员很有意思，有一个好的优点的时候，常常会伴随着一个弊端：他律己很严，他就把“律己很严”也要求他的下属，他就没有“恕道”。所以他的下面左右人有点小小的过失，他动辄就要鞭打，打得体无完肤。所以他在那里做了几年的官员，没有几年，诶，下面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挨打的——体无完肤，所以下面的部属都很怨恨他。这是一个官员。还有资水县的县令叫赖恩，他的情况是什么他本性就很贪婪，很吝啬。那一个官员贪的话，他就会收取贿赂，原来讲收取贿赂，现在讲权力寻租，把这个作为常事。因为你手上有权，你要盖个章搞个什么东西，你不拿钱来就弄不了，那人家也只有乖乖地送上红包了。这没办法的事情了，你有这个门槛啊。所以他的日常的生活饮食之用都从老百姓那里弄过来，也放纵自己的下属去搜刮民脂民膏。所以老百姓就很苦。

那么当时文昌帝君呢，这世在他是做神了，他就观察这两个县的无论吏还是民众就遭到这两个官员的荼毒，就要拯救百姓了。拯救百姓怎么拯救呢这个文昌帝君就变化成了一个四川——四川就是省一级领导——郡丞，郡丞就相于现在讲副省长，丞就是佐官的意思，叫长孙义。变化成他的形象，视察工作，这时候就到了这两个县，就由老百姓来汇报工作。他就弹劾这个公孙武仲为虐吏，虐吏就是暴虐地——这个就是对下属暴虐的行为，就指责他这一点；到了这个资水县，就指责这个赖恩的酷民，搜刮民脂民膏，收取贿赂。这两上县令一看上级来了，知道他们的这个弊政了，就很害怕，就向他磕头请求上级原谅：“我一定要坚决改正。”承认错误，表示改正的意思。那么文昌帝君也就警告他们，也劝勉他们：“你们有改过的行为，给你们一次机会。”这做完了就“隐而不现”了，就消隐了。

后来经过调查知道，这个上一级省里面副省长并没有过来考察工作。这两个县令心里就很吃惊，因为四川一带也是这种信仰风气很浓的，他就知道这肯定是神变化过来的。连神都变化过来去警告他，所以这个公孙武仲原来非常酷啊，他就改为忠恕。这个儒家讲恕道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不要强加给别人。儒家这句话，现在在世界上成为一个道德黄金律，是可以放之整个世界文明去谈的，这是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从消极层面谈恕道，积极层面谈恕道是“己欲达而达人”。所以改为恕道，他就会——就叫“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自己可以严格，对于部下一定要宽恕。这一改他当然——他的从政的环境就会变得很和谐了。那么这个赖恩他原来是很贪心的，现在也变成廉洁了。一个官员的廉洁啊，一方面他要信因果，另一方面他生活方式方面要什么要知足，要少欲。寡欲之人他的仁义就会存得多一点，多欲之人他的仁义就会存得少一点。少欲知足，知足常乐。一个人修心养性，格物从哪格从格物欲开始。不要过奢侈的生活，他就会变成廉洁之官。廉洁之官对自己，对百姓都有好处。所以这个按语说，文昌帝君是这样憎恨他人苛刻老百姓，苛刻部下，他自己对于部下，对于老百姓这种仁爱的行为，就可想而知了。

自古以来对这个吏治呀，政治这一块那历来是非常重视的。居官，怎么当好一个官有位蒋莘田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居官慎刑条》，就是你做官，不得不对那些犯罪的人加以刑罚的时候，你也得要谨慎。犯人在那种饥饿的时候、痛心的时候，或者天热的时候，你都不能去用刑的。用刑的目的它跟什么——跟摄受有关系，是为了人怀着仁爱之心去用刑——使他变好的。这一套改过迁善，“字字药石”，所以居官者要把这个《居官慎刑条》要刻在内衙的墙壁上，从早到晚要看着它，“朝夕寓目”，永远作为警诫的座右铭，这样他积的阴功就无量。官员要讲积阴德——他有条件，他积的阴德能保护自己，积善之家也必有余庆，也能够庇荫他的子孙后代。这是“未尝虐民酷吏”。

——2008年11月大安法师讲于秦皇岛